1933年，第32任美国总统小罗斯福推行「新政」（New Deal），带领国家摆脱空前的经济危机，历史学家Anthony Badger形容：「新政的头一百天，树立了总统勇敢领导及行政立法和谐的典范。」由于百日新政成绩斐然，后任总统纷纷效法，成为评估施政的重要指标。至今，不少国家均会以新领导人上任一百日的表现来评估施政。特首林郑月娥上任未够百日，我们请教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，看她对新政府开局有何看法。

新特首问局顺利

叶刘淑仪认为新特首十分勤力，「大家有目共睹，林太七天出动，外访、落区做足，比前特首梁振英更乐于与传媒沟通，尝试主导传媒，策略十分聪明。」她对林郑月娥的评语相当正面，指出新特首可以汲取过去20年的经验，去看三届政府有何不足之处，「此外，亦看得出她希望修补社会撕裂，对民主派示好，除委任民主党前成员罗致光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外，36亿的教育拨款亦是向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卖帐。」

对于上一届带着僭建、涉嫌利益冲突等是非上台的特首梁振英，叶刘淑仪形容「世界罕见」，「局长、行会成员又多人中箭、惹上官非，这是不正常的。相比之下，林郑月娥是正常很多的人。市民厌倦斗争，对新特首有期望，希望干出成绩，在此形势下，泛民不敢胡乱攻击，开局比较顺利。」不过，叶刘淑仪也指出，特首面对香港的困局会很吃力。近年社会累积深层次矛盾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意识形态、对中国的看法均有矛盾，加上最牵涉民生的土地、房屋分配不均，使社会累积不少怨气。

「AO治港」说法不公道

新班子中，不少局长、副局长均是政务官出身，转为问责官员，有人批评是AO治港。 1975年加入政务职系的叶刘淑仪认为此说法不公道。 「这批局长已脱离公务员制度，失去了铁饭碗保护，可能只做一届甚至问责下台，也冒一定风险服务香港。加上公务员出身的问责官员，表现好过外来新丁，毕竟他们有基本训练。」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于2002年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，希望在政府以外寻找人才，到了2017年，局长却大多数是一批公务员，有人说香港缺乏政治人才，叶刘淑仪反问： 「何谓政治人才？」她认为政治人才不是天跌下来的，就算大学念政治学也要经过磨炼，一是参选，一是政府行政工作，或进入委员会处理熟悉的政策范畴，不是自称是人才就是人才，公务员出身至少有行政管理经验，熟悉政策。 「难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也找政治人才吗？去区议会找？还是立法会？即使是美国，也是找在国会处理过相关议题的人，要懂本业的人，财长也是到华尔街或者商界中找。」

行政立法新关系

有人形容过去五年的行政、立法关系是「陷入冰点」、「事事对抗」，新特首上任不足五日，便到立法会出席答问会，发言企位亦改站在立法会主席位旁，显示尊重立法会的地位，叶刘淑仪用「缓和」一词形容现时行政立法关系，「特首作风温和，主动伸出橄榄枝，形势不如上届政府那么尖锐。」但立法会开局在即，叶刘淑仪预料少不免出现政治斗争，「数个大议题如一地两检、DQ事件，触及双方底线，泛民一定反对到底。DQ虽然已到尾声，泛民亦无能为力，但亦反对合并选举，否则在比例代表制下建制有机会取得席位。这些事情触及核心政治利益，不可能靠派钱或是温和态度解决。」

至于行政会议，叶刘淑仪形容风气焕然一新，又指特首勤力、认真，其他成员个个不敢怠慢，十分用功。行政会议逢星期二召开，星期一的会前简介，出席率高，成员踊跃发言，叶刘淑仪笑道：「官员最辛苦，因为今届非官守议员中不少前高官。尤其牵涉到教育议题，成员中曾经或现在参与高等教育的甚多。」翻查资料，当中包括罗范椒芬（前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）、李国章（前教育统筹局局长、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）、陈智思（岭南大学校董会前主席）、林正财（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成员）和史美伦（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前主席）等，所言非虚。

叶刘淑仪自2011年加入行政会议，成员组成、变化看在眼内，有人批评行政会议人选组合欠缺多元化，她从政治角色分析：「立法会六大版块（民建联、经民联、工联会、自由党、新民党和独立功能组别议员）基本上都齐整，由董建华年代已经开始，邀请曾钰成、田北俊等人，虽是行政主导，但毕竟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只有零票，要将有票有影响力的人放进去。」

检视过去政府不足

尽管行政会议内的讨论较过去踊跃、行政立法关系得以修补，这仍不足以处理香港面对的问题。叶刘淑仪警告，未来五年最大问题有两个：土地房屋及青年上流。房屋问题属民生范畴，是最严峻、迫切的问题，「长远要建立熟地库，老实讲，现在200公顷（熟地）也没有。」这问题亦得到林郑月娥的正视，因此她于早前宣布成立土地供应专责小组，以解决觅地建屋问题。本社早前访问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，探讨「大辩论」的可行性，陈智思强调过程透明最为关键，叶刘淑仪则认为咨询要有方向，政治领袖要有能力领导民意。至于土地供应专责小组被批评环保成员不足，她认为这可以透过其他方法补救，例如公开会议，尽量出来向公众解话，与持份者对话等。

但如何令持份者让步？从政多年的她指出：「最终肯定有人不接受，社会是取最大公约数的，所以为何立法会过半数就可以通过，全世界的议案也甚少是由全数成员通过的。社会是多元的，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共识作标准，要让市民了解有何选择，当中的利弊、代价，最后由政府拍板决定，在立法会拨款时，再交由代议士发声，否则只会议而不决。」

另一个是青年上流的问题。叶刘淑仪指出，现在的情况是大学学位增多，适合大学毕业生的职位却不足够，社会满足不了大学生的期望。而另一边厢，体力劳动的工作则有很大的需求，雇主往往请不到人从事这类工作。她更指早前有朋友出价6万聘请地盘安全主任，这是社会人力资源错配的问题。

曾荫权年代的六大产业

相比其他地方，香港政府缺少产业政策，没有透过有形之手，把社会资源配置到高增值产业，高增值职位不足。叶刘淑仪把问题的源头追溯至第二任行政长官曾荫权：「曾荫权任内靠自由行养活香港，但这属于低增值产业，数据反映聘请人士多但增值低，而政府凭单一产业已带动经济，也因此没再积极投放资源推动新产业增长。」但记者记得，曾荫权在2009年的施政报告中，提出推动发展六大优势产业（检测和认证产业、医疗产业、创新科技产业、文化及创意产业、环保产业及教育产业），何以没有产业政策？叶刘淑仪听后不以为然，冷冷一句：「毫无周详的计划。」她接着道：「我曾批评，曾荫权虽成立经济机遇委员会（Task Force on Economic Challenges），试图抄袭美国列根政府，但只开过一次会，无数据、无理据便跑出来发展六大产业。」她挑其中一项来批评：「以创新科技产业为例，科技创新不是单一产业，不同行业也会应用，医疗产业没有配套，真正想推时，又面对土地、医护人才不足。没有用心思考，是六大产业失败原因。」

相反，她认为中国促进产业转移，「腾笼换鸟」，赶绝高污染、低增值行业，相当成功。但中国雷厉风行，香港可以、甚至应该效法吗？叶刘淑仪承认，当中存在制度问题，在香港不容许行政机构说了算，法例修订、拨款，通通要经过立法会。

港人宜重拾开拓精神

叶刘淑仪认为未来应刻意推产业政策，只是香港可能迟了数十年。当年的亚洲四小龙都尝试经济转型：韩国发展创意产业，新加坡走高科技路线，更出尽办法吸引外国公司投资，而香港停留在服务业经济无法扭转，个个都想做新经济，最好是高端服务业，即使不是那么容易。

观察、服务香港多年，叶刘淑仪把握香港脉搏，在访问中回答问题反应迅速，似是心中有腹稿。这也难怪，毕竟她在这次77日的特首选举工程，与各界别选委会面共137场，不管他们有票无票，14次落区，21次出席论坛，发出100篇新闻稿，对香港的看法、未来的发展方向、政策自然是倒背如流。

她认为随着本地发展空间减少，香港出路就要靠大湾区、一带一路等国策走出去，发展新市场。 「跟着国企走出去，到马来西亚、缅甸、印尼等地方发展。」她又以查氏集团创办人查济民博士为例，「当年查生远到非洲发展，搞得有声有色，香港人可否重拾这种开拓精神？」她重申：「这不是口号，而是当地真的有空间。」

她身体力行向香港人推广一带一路的机遇，早在2015年成立海上丝绸之路协会，算起来比梁振英更早就开始推销一带一路。她自豪地说：「我们举办的『张骞计划』，去年与今年均推荐80个学生去一带一路国家实习，扩阔他们的眼界，同时亦推广、宣传香港，做到民心相通。」

新特首第一份施政报告将于10月11日发表，可否教人眼前一亮，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又如何带领香港走得更远，相信市民与叶刘淑仪同样期待。

本文载自： 《灼见名家》专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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