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︰叶刘淑仪女士 　|　 来源︰南华早报 　

一如所料，「青少年教育和发展」成为本年《施政报告》的重要议题。学生领袖在早前完结的占中扮演领导角色，特首响应年轻人要求，确是责无旁贷。

步入后占中时期，不少人指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人，这是否真实情形？若是，那么政府为年轻人提供创业配对基金、生涯规划指导以及更多北上实习、交流的机会，是否足以安抚这些「失落」的年轻人？

年轻人的确是占中的重要一员，但如果说所有年轻人都如占中死硬派一样充满愤怒，并且决意推翻建制，那肯定是言过其实。年轻一代的政治取态，其实跟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样各有不同。

一般来说，不论薪金水平如何，对自己工作满意的年轻人或许同情占中示威者，但大多跟示威保持距离。

他们跟其他日常生活受影响的市民一样，很快对每日要早起一小时以上应付交通挤塞感到厌烦，并希望尽快回复正常生活。

至于18-25岁年轻人中最富裕的0.1%，他们得到父母最好照顾、接受最好教育，前途无限，基本上对占中不为所动。

作为社会最顶级专业人士、学者、高级公务员或商界领袖的子女，他们自小被培养做接班人。嘈吵的街头示威对上流社会的个人计划没有影响，这批养尊处优的少数如常生活。

一些教育水平较高、从事专业工作的年轻人(包括许很多海外归来的专业人士) 被占中领袖描绘的愿景吸引，曾走上街头数日。但当他们醒觉到街头示威不大可能有成果，他们便重投工作了。

然而，确实有少数满腔怨愤的死硬派，连续多个星期跟警方进行城市游击战一样的纠缠。他们面对胡椒喷雾及警棍，更随时留下伴随终身的刑事罪行污点，究竟为了什么？

一名示威的女孩在电视上向记者哭着说，她参与占中是因为 “香港没有甚么可以输”。

其实，占中令香港输得惨重：和平示威之都的声誉尽毁，法治在多个星期受到冲击，与内地 (不只是中央政府，还有人民)的关系跌至新低。

占中之后，社会就2017年特首普选办法达成共识的机会，更是变得前所未有的渺茫。

部分关注事态的市民曾跟示威者交谈，亦有媒体采访一些最为「出位」的示威者，例如「美国队长」以及自称「昭明公主」的易服少年；这些访谈均揭示一个共通点。示威者当中，有些坚定追随「真民主」意识形态，但除此以外，不少参与占中者从事劳动工作，月入低于$14,000，前景暗淡，更遑论置业成家或者获分配公屋单位。

对他们来说，占中提供免费帐篷和水电，不时奉送膳食，而且比他们平日沉闷乏味的生活更自由和多彩。

还有一些人通过网络上创造的虚拟身份，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。突然之间，他们发现自己能够透过动员大批群众示威，获得权力。

与他们的际遇相反，有些香港青年因为接受过全球教育，而能够在海外取得重大的事业突破。

尽管香港普遍对创新和科技缺乏兴趣，但一名毕业于史丹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香港年轻人(其父为教授)却成功创立一间餐饮速递公司，最近和拍档同获《福布斯》杂志选为消费科技界三十位三十岁以下的成功故事之一。

如此成就是基于卓越的教育。优质教育令年轻人具备创新技能，并能洞悉环球趋势，乘风破浪，这远比所谓「真普选」或「全面民主」关键。

这些成功故事引伸出一个问题：要令我们和整个社会正面转化，哪个因素更为重要——是提供更多优质教育的机会，还是下放更多政治权力给群众？

要为上述问题找一个答案，难免令社会进一步走向分歧。

但有一点很清晰——知识技能的两极化确实会导致发展机遇的两极化。当下香港社会在文化、知识及技能方面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，于年轻一代尤其明显。

为了长远社会和谐及市民福祉，拉近这个差距比争取民主更能对症下药。

来源：南华早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