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︰叶刘淑仪女士 　|　 来源︰南华早报

通识必修科一直是新高中学制的争议焦点，在占中后又再成为众矢之的。

自教育统筹委员会在2003年工作小组报告提出必修通识科后，此科一直备受争议。占中之后，有论者批评「黄丝带」教师利用通识科作为散播一己政治思想的工具；也有人辩护通识科，说该科鼓励活泼学习，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，培养独立思考。

有关这一科的政治争拗转移了公众的视线，令大家忽视了核心问题：到底通识科有否达成目标，亦即协助我们的学生获得面对21世纪各种挑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？

九十年代，教育改革者尝试设法改善本港教育制度的各种问题，例如不少人批评制度过早将学生文理分流，剥夺了学生接受「全人教育」的机会；此外，当时高中生平均修读八个科目，课业负担过重。

自1978年落实九年强制教育后，除了精英学校之外，在大部分学校，课程普遍被指偏重「死记硬背」，窒碍创意及独立思考。一些科目例如中史及中国文学，需要学生下苦功掌握基本事实、研读经典文章，被认为是鼓励背诵，因而受尽抨击。

有见及此，一些教育工作者采取「重构主义」(reconstructionist)进路，创造出通识科，务求扩阔学生知识基础，提高他们的社会意识，并令他们掌握「批判性思考（较佳译法是『明辩思考』）」、沟通等核心技能。

通识科下设六个单元，三大学习领域：自我与个人成长、社会与文化，以及科学、科技与环境。为防止「死记硬背」，教育局不为通识科设置教科书，但此举无碍出版商制作大量参考书，并且每年更新，以紧贴全球化、环境等议题最新发展。

此外，通识科亦为专门操练考试技巧的补习社带来大量生意，这同样跟教育局当初预期完全相反。

有批评指，不少通识参考书未能充分表达种族、民族及宗教的多样性，反而带有各种定型及成见。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Dr Liz Jackson在《多元文化与民主：香港通识科中的多样与差异》(Multiculturalism and Democracy: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in Hong Kong’s Liberal Studies)一文中提到，在一份整整216页的课程指引中，提及多元文化及宗教的部分竟寥寥可数。

此外，她察觉到，这些参考书谈到多元文化对现今社会的好处时，往往含糊其词。例如讨论伊斯兰教时，参考书的论调普遍十分负面偏颇，回教徒被描绘成性别主义者、父权至上以及守旧落后。

市场充斥着这些误导学生的教科书，当局又缺乏清晰指引去强调教材须避免偏见，这明显有违通识科提倡真正开放态度及细致慎密思考的原意。

与此同时，不少教师反映，他们对教授「现代中国」单元感到困难，一来因为当中不少议题具争议性，二来他们自己对当代中国政治及社会发展的了解并不深入。

此外，教师、家长及学生都发觉，通识科考试过分侧重本地政治。连续三年，卷一内三条必答题均有一题主打本地政治，例如本港管治问题和群众示威。在卷二，学生可三选一作答，但这些题目同样倾向围绕本地议题。

因此，据悉不少通识科教师索性集中讨论本地时事议题，并大量使用媒体报导作为教材。

学生和家长均指出，虽然通识科鼓励教师与学生作更活泼的交流互动，但当牵涉政治议题，往往难以完全客观和不偏不倚。

这种教法跟顶尖大学的通识教育可谓云泥之别。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基础课程，就要求学生学习不同古典著作，包括荷马史诗、《论语》及《可兰经》。

中学通识科缺乏经典研习，依赖胡乱凑合的教材，有损与大学真正通识教育的衔接。通识科教育若不幸所托非人，随时适得其反，令学生在浅薄的知识基础上产生偏执狭隘的想法。如此一来，伪通识恐怕会给社会带来不少弊处。

来源：南华早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