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︰叶刘淑仪女士 　|　 来源︰南华早报 

今年财政预算案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成功进行期望管理，先是唱淡派糖可能性，然后又出乎公众意料，大手笔派糖，涉及金额接近2014/15财政年度预计盈余的六成。预算案发表当晚，大学实时民意调查显示，坊间对今年预算案的满意程度是近年之冠。

然而，有关本港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，仍然悬而未决。正如岭南大学经济学者何泺生教授指出，从 1962年到2011年，本港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低于3%的情况只出现过5次，全部均由外来冲击引发。但自2012年开始，本港经济增长在历史上第一次连续三年跌穿3%，而来年增长预测亦只有1%至3%。无论海外论者如何吹捧我们的经济自由，这样的经济表现并不值得我们骄傲。

肯定有人会辩解说，香港是发展成熟的经济体，我们不能预期经济一直维持高速增长。但对比之下，曾与香港并列为「亚洲四小龙」的新加坡现在表现优胜得多。新加坡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已经超越香港。过去四年，当地经济增长率是6.2%、3.4%、4.4%和2.9%。

新加坡和香港都是细小而开放的经济体，随时受国际市场逆风影响。新加坡处于东南亚各国的心脏地带。香港比新加坡更有地利优势，位处南中国大门，背靠内地14亿人口市场。香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

新加坡与香港的差异，大可溯源于两地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。新加坡是一个城邦，受惠于其国父李光耀的强势领导。当地政府不会被议会反对派声音绑手绑脚，是名副其实的「行政主导」。

香港是前殖民地，回归后在《基本法》之下采用混合政制。立法机关咄咄逼人，政党发展仍处起步阶段，行政机关在立法会内外缺乏权力基础。近几年，政府的很多计划都遭到立法会阻挠。

本港很多官员如同惊弓之鸟，唯恐受到民粹攻击。为了避免麻烦，往往选取最容易的办法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官员的思考受短期考虑主导，只关心民调数字，或者议案能否在立法会安全通过。

在政府根深蒂固的「积极不干预」传统，亦导致官员不愿果断作出经济决策。一直以来，香港官僚均拒绝像上帝一样，在市场中挑选优胜者。历史学家Frank Welsh记载，1960年代，当时的财政司郭伯伟爵士(Sir John Cowperthwaite)是「积极不干预」政策的先驱，他教导部下：「政治人物和公务员不一定比商家更了解商业(这在当时英国属异端想法)；政治人物亦无必要承受生意失败的后果。」时至今日，这种从宏观经济管理尽量抽离的态度，对政府官僚的思维仍有深刻影响。

然而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本港经济急速下滑，迫使政府挑选优势产业，可惜成绩好坏参半。政府当年豪言，要通过数码港计划推动科技企业发展，结果因为时机不对、政治攻击以及缺乏支持适当配套，最终承诺落空，乏善足陈。

政府又选了迪斯尼，这个主题乐园近年终于扭转劣势，转亏为盈。此外，当局选了邮轮码头，但由于本港种种地理限制不利发展邮轮枢纽，要做出卓越成绩殊不容易。

2002-03年沙士爆发后，政府急于刺激经济复苏，结果选择了扩充内地访港旅游业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当局又再选择催谷这方面的业务，通过一签多行吸纳大量深圳居民。

毫无疑问，内地访港旅游业是刺激经济的特效药，可在短时间内促进消费和低技术人士就业。可是香港过分倚靠内地人访港，便加深了对「旧经济」(本地消费和商用物业炒卖) 的依赖，亦令社会失去创新的诱因。

政府官僚缺乏推动经济升级转型的信心，于是画地为牢，只着眼于财政管理；每当经济不景，就推出大规模的一次过纾困措施。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本港经济，当局就推出巨额纾困措施。其余数年，当局为了安抚群众，亦推出规模较小的一笔过「派糖」。经多番游说后，官员偶尔响应业界的要求，推出支持措施，但始终缺乏长远视野。

从曾俊华发表的一系列财政预算案可见，政府官僚只是墨守成规，却未能推动改革，带来新气象。官员小心收藏我们的储备，防止公帑被滥用，这方面的工夫值得我们给予最高肯定。然而，当政府坐拥金山银山，主事人未能加以善用，令市民大众得到物质上的保障，而只空谈理解年轻人「渴望心中富有」，有什么意义？

来源：南华早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