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会议上，议员们就应否引用特权法调查旺角骚乱进行激辩。我在会上指出调查骚乱历史上是有先例的，事实上大年初二的骚乱与1966 年九龙骚乱有不少相似之处。

50 年前的骚乱源起于天星小轮宣布加价5 仙，引起苏守中的绝食抗议，今次旺角骚乱亦被指是食环署驱赶无牌小贩而起。当然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大年初一食环署通常会从宽处理无牌小贩事宜，当日小贩管理队并无采取执法行动。这两起事件都是民生议题成为导火线引发人群聚集，人多则容易产生混乱、碰撞及武力冲突。与50年前一样，示威者中有不少年轻人，当中学生只占少数，大部分其实是一些工人或无业者。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后，暴徒便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，而今天则是掷砖头，两次皆有放火及毁坏公物。但令人震惊的，是今次骚乱中有暴徒刻意追打警察，甚至多次向警方挑衅，叫警员开枪。然而，今年旺角骚乱中，警方明显比50年前克制，据当年调查报告所述，当时警方对于所有未有事先申请的游行活动皆严厉执法，先发出警告，若群众无视警告则马上逮捕。当年港英政府动员军警，警方开了93枪，造成一死多伤，最终需要实施戒严才平定骚乱。

我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就今年骚乱进行深刻检讨，但挑选适当的调查人员比以前困难。回顾50 年前，港英政府就九龙骚动进行了前后两项调研。两项调研的研究班子都是由见识广博的官员及社会贤达组成。就以当年四人组成的法定调查委员会为例，主席何瑾爵士（Sir Michael Hogan）在英国有法律及政治科学学位，曾在非洲及中东服役，亦在多个殖民地服务过，最后在港官至首席按察司。另一位英籍成员赖廉士爵士（Sir Lindsay Ride）则更为传奇，他在英国有医学学位，曾参与一战及二战，日军侵港前把妻儿送走，自己留港抗日，后遭日军俘虏，获救后辗转到重庆继续抗日，战后回港任港大副校长。另两位成员亦是德高望重的华人，罗征勤是香港童军总会总监，黄秉干是著名的近律师行（Deacons）的高级合伙人。客观来说，今天的香港也许还能找到杰出的专业人士，但要找到能与两位英人的经验匹敌的本地官员应该十分困难。

来源：明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