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文提及港英政府曾就1966年发生的九龙骚动进行两次调查，最后提交《1966 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》和《地方行政工作小组报告》，详细分析骚动的成因，认为骚动并非由境外政治势力引起，而是香港内部积存已久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问题所致。至于67暴动，则由于港英政府很快便将事件定性为暴乱，并认定由境外政治势力而非内部原因所致，因此只为事件作一简单官方报告，称许当时皇家警察的表现，而无分析暴乱的成因。

根据《1966 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》，当时香港内部积存大量政治、经济及社会问题。政治方面，其时香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移民社会，大量居民往返中港两地，欠缺归属感，并视港英政府为一个只为老家伦敦服务的政府，再加上当时的英国官员普遍有一种优越感，歧视华人，加剧官民矛盾；经济方面，当时香港的经济正值谷底，受通胀困扰，而且刚于1965年经历银行挤提，大量市民蒙受损失，银行收紧银根，地产市道疲弱，失业率上升。这些政经因素使香港社会气氛动荡不安，对政府毫无信心什至有所敌视。

至于社会问题方面，报告指出当时香港社会既无足够房屋供应，亦无提供足够的文娱康乐设施，为青年提供的服务不足，而一般社区的环境恶劣，导致市民无法安居，因而缺乏对所住社区的归属感。另外，港英政府并无一套完整的教育政策，无论大、中、小学或职业教育的学位皆不足，市民普遍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，因而降低的社会向上流动力，使市民缺乏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信心。以大学为例，在中文大学于1963年正式成立前，香港只有香港大学作为境内唯一的正式高等学府。 67 年暴动的时候，香港有过半人口均为21 岁以下的年轻人，而很多参与暴动者都只有小学毕业程度的学历，当中有不少人更是失业者。这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却又因无法向社会上层流动而对将来感到绝望，最后便乘势向社会发泄怨气，成为暴乱的马前卒。

有鉴上述问题，政府在研究骚动的成因后，推出一系列措施以挽救民心，除了举办大型文娱康乐活动和确立民政主任制度以稳定民心外，亦着手计划教育、房屋、劳工保障等改革。下期将探讨《地方行政工作小组报告》中如何改革香港管治的建议。

来源：明报